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1211/4/lpuk.html
(明報)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近年本港學生於國際數理比賽上屢獲殊榮，但曾獲3個世界頂級數學大獎、現任美國 哈佛 大學數學系主任的國際數學泰斗丘成桐教授認為，香港鮮有出現成功的數學家，是因為香港不重視精英教育，只著重平均主義，把精英學生的水平拉低。
﹁私立轉公立後水平下降」
內地出生、在香港長大的丘成桐昨日在新書發布會後接受訪問時指出，中港的年輕學生大多聰明，但很少學生能成為數學家，「中國人對純學術的興趣不大，多半都講求實用……他們（青年）多在經濟方面發展」。他續稱，香港上世紀50至70年代出現過不少傑出的數學家，在近20年已少了很多，與近年精英教育減少不無關係，「以前香港多私立中學，當中很多都很高質素；至二三十年前開始轉為公立（津貼）學校後，水平就下降了」。
做學問貢獻人類非掙錢
現今學生在學術方面發展的甚少，丘成桐認為這與社會功利化有關，不少學生都希望能在畢業後數年掙大錢，但他強調做學問是為人類作出貢獻，需要有高尚情操才可以做到，他說﹕「大學生只要做好學問就不怕沒好待遇，只是不可能期望如大商家般有錢……以前最傑出的數學家只想做好學問，而不顧掙錢與否。」
現於哈佛大學教書的丘成桐眼見美國出現了不少科技層面的領導者，但中港卻相當缺乏這類領軍人才，他表示這是平均主義帶來的問題，「即使是表現好的學生都很難學更深的東西，反而在平均化下被拉下來」。他又指出，美國優秀的中學為培育優秀學生下了相當工夫，除使用一流大學的課本講學，他們擁有的設備更可與大學媲美；哈佛大學一年資源投放達35億美元 ，遠超香港所有大學投資額的總和。
指哈佛資源超港大學總和
面對未來香港的發展，丘成桐不諱言不論科技還是經濟，都需要有領軍人才，因此教育不能只培養普通人，「若一隊軍隊上戰場，士兵們水平都差不多，沒有將軍帶領，那就打不到仗了」。他認為香港社會需接受少數精英的存在，給那些優秀學生有發展的空間，「在香港拿到博士學位根本沒有出路，結果就為他人作嫁衣裳，令他們外流到美國等地去了」。
2010年12月12日星期日
聖保羅收生講座爆滿 直資醜聞無損家長信心
(明報)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審計報告揭發直資學校帳目和行政混亂，但無損家長的信心。直資的中西區傳統男校聖保羅 書院昨日舉行中一收生簡介會，兩輪講座吸引逾1500名家長和學生慕名而來。對於被審計報告批評學費減免或獎學金撥款低於學費收入應撥出金額，聖保羅書院校長對指控表示奇怪，強調校方一直與教育局緊密合作，當局事後亦指學校只犯了「輕微技術錯誤」。
2002年轉為直資、去年退出統一派位的聖保羅書院，今年有180個中一學額，約80個預留給直屬小學學生，其餘學額自行收生。在一小時簡介會上，校方除派出通告披露下學年學校預算盈餘為800多萬元外，亦多次向家長表明學校提供學費減免，若學生家庭月入少於1.5萬元，更可獲全免學費。
校長：一向慷慨發獎學金
主講簡介會的校長John Kennard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學校在教育局披露「違規」名單前從不知學校犯規，他對當局處理手法感失望，又表示不明白有關獎學金不足的指控，「學校一向對發放獎學金十分慷慨，亦從未接獲家長投訴」。當局在事發後，已派中西區官員與學校接觸，表示學校「犯了輕微技術錯誤，修正項目便可」。他指今年出席簡介會人數不跌反升，反映學校未有受事件影響。
家長：留意教學質素多於行政
出席簡介會的家長林太坦言，有留意校方在學費減免的安排，但未有受審計報告影響報讀心儀學校，「反而最擔心統一派位派錯了，會預先為兒子報讀4間直資」。林太又說，從網上資料已可了解學校教學方向，出席簡介會是希望留意教職員的熱誠，「試過有教職員態度惡劣，一定不會報讀，親身體驗比看報告更重要」。
家長關先生認為，每間直資學校也有自己的難處，「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官校津中也可能犯錯」，他說審計報告指的多是學校內部行政，但家長相對較關心學校教學質素。
明報記者 鄭穎瑩
【明報專訊】審計報告揭發直資學校帳目和行政混亂，但無損家長的信心。直資的中西區傳統男校聖保羅 書院昨日舉行中一收生簡介會，兩輪講座吸引逾1500名家長和學生慕名而來。對於被審計報告批評學費減免或獎學金撥款低於學費收入應撥出金額，聖保羅書院校長對指控表示奇怪，強調校方一直與教育局緊密合作，當局事後亦指學校只犯了「輕微技術錯誤」。
2002年轉為直資、去年退出統一派位的聖保羅書院，今年有180個中一學額，約80個預留給直屬小學學生，其餘學額自行收生。在一小時簡介會上，校方除派出通告披露下學年學校預算盈餘為800多萬元外，亦多次向家長表明學校提供學費減免，若學生家庭月入少於1.5萬元，更可獲全免學費。
校長：一向慷慨發獎學金
主講簡介會的校長John Kennard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學校在教育局披露「違規」名單前從不知學校犯規，他對當局處理手法感失望，又表示不明白有關獎學金不足的指控，「學校一向對發放獎學金十分慷慨，亦從未接獲家長投訴」。當局在事發後，已派中西區官員與學校接觸，表示學校「犯了輕微技術錯誤，修正項目便可」。他指今年出席簡介會人數不跌反升，反映學校未有受事件影響。
家長：留意教學質素多於行政
出席簡介會的家長林太坦言，有留意校方在學費減免的安排，但未有受審計報告影響報讀心儀學校，「反而最擔心統一派位派錯了，會預先為兒子報讀4間直資」。林太又說，從網上資料已可了解學校教學方向，出席簡介會是希望留意教職員的熱誠，「試過有教職員態度惡劣，一定不會報讀，親身體驗比看報告更重要」。
家長關先生認為，每間直資學校也有自己的難處，「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官校津中也可能犯錯」，他說審計報告指的多是學校內部行政，但家長相對較關心學校教學質素。
明報記者 鄭穎瑩
2010年12月5日星期日
周日話題﹕名校教了我什麼——女校生的反思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1204/4/lljy.html
(明報)2010年12月5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直資名校被揭發一大堆混帳，那部古老幻燈片機就在我的腦袋開動不斷重播我的中學校園片段，晃眼已是十多年前的泛黃舊事。
我的母校，是港島區一家有逾百年歷史的女校，人稱「老牌名校」、「貴族學校」。我曾經為自己能夠入讀這樣的名校感到無比自豪，因為我們一班女生，既能說流利英語、又懂得吃西餐禮儀、亦能夠淡定自信於人前表現自己，根本唔將隔籬學校著旗袍紮孖辮的四眼妹放在眼內。
直至我做了記者，我才發現，所謂名校生獨有的自信、傲氣，還有世故、現實，跟那隻只懂呱呱叫的井底之蛙，沒太大分別。
八九六四 那年，我在鰂魚涌一間街坊中文小學讀小五。我是班長，自發貼了大堆剪報，發起同學手纏黑布。翌年六四1周年如是，我還記得我們和班主任一起哭。
1991年，我被派到那所名女校升中一，班主任比我更興奮，我卻戰戰兢兢。
我被編入全級最top的A班，噩夢開始——老師上課全講雞腸我聽唔明、英文堂默生字我無個寫得出、原校小學升上來的個個都已埋堆唔受我玩，和我一樣的外來生全班只有五六人，她們不是半唐番就是英文小學出身，來自中文小學的好像只我一個。
同窗：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
中文堂，成為我的避難所，也是我唯一找回點點信心的課堂。可惜，我的同學都看不起中文，反而為自己中文成績遜於英文而感「自豪」。我很記得，中二那年我的同窗中文測驗全班最高分，她放學時卻苦瓜乾面口道﹕「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我要英文勁呀。」
不單我的同學，後過渡期年代的修女校長，也不將中文放在眼內。中三起我加入中文辯論隊，校方對我們的重視遠不及英文辯論，我的大師姐隊員都是高材生，閒談時笑道﹕「校長唔理我口地仲好，輸咗都無壓力。」據說，修女校長的臉孔在回歸後180度轉變，小師妹通風報訊，Sister近年經常強調要向北望學好普通話，轉直資後又花大筆錢裝修 搞個什麼孔子學堂，希望girls都要學好中國文化。
名校，就是如此現實。它貫輸的價值觀是七個字——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單校長，老師、同學，都很懂得做人——做一個成功的主流香港人，當然離不開一個錢字。
名校價值：識時務者為俊傑
我的同學，家住干德道司徒拔道，每天司機駕著勞斯萊斯定時定候接送。中二那年，富家女邀請我到她的大潭複式洋房，我到今天仍記得那個無敵大海景。那晚，我回到數百方呎的舊樓——我的家，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卑。
同學雖然有錢，但她們不算show off——應該說，她們由開口講英文到言談間展現個人長處，是骨子裏自然流露的自信，外人覺得她們「寸」、「扮口野」，但那其實是她們是獨有的上流社會溝通方式、貴族間的溝通密碼。午飯鐘響，校園是中英夾雜的喧鬧、好動女生在球場打英式netball而非籃球羽毛球、貪靚的討論暑假去歐洲買什麼名牌。沒有人會談六四，也懶理香港回歸將至。
我當年自覺格格不入，這幾天我不停思考，這個年代獲獎學金的窮學生，入到直資學校後，可有當年我的自卑、孤單？
年輕的我用了半年時間，流了很多淚水、開了多晚通宵，就全程投入校園生活，學懂說美國 口音英文、不怕在堂上舉手答問題、在同學面前不再害羞，我學會了如何做個presentable的名校生。我的成績由包尾變成中等，更獲頒全年進步獎。我開始享受校園生活，和我的富家同學一起溫習看戲談天說笑。我享受自己被標籤成「A班精英」，有名人來校探訪，校長只會把他帶到我們A班；朗讀話劇跳舞我們A班都拿冠軍；老師最疼惜的又是我們A班。
勝王敗寇的遊戲規則
名校的遊戲規則是「精英制」，你入了A班、拎到獎，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如盛放牡丹成眾人焦點，其他班別的同學，只是你的綠葉。名校精英制，簡單來說是套用職場遊戲規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職場的上位伎倆，名校生早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就學懂——懂得識時務、懂看人眉頭眼額、懂把握機會表現自己長處。但少女含苞待放的天真純情，去了哪兒？年輕人對社會的熱血，為什麼丁點都不見？
中六那年，我被同學選了當Head Girl（雖然我不是會考狀元）。那年我18歲，成年了，看到所謂名校生、我的同學師妹，很多人雖然表面自信家境富裕，但其實心靈空虛，有的放學流連百貨公司不願回家、有的故意不穿整齊校服引人注意。我將我的發現告訴校長老師，希望他們多花時間關心同學，而非一味叫她們參加比賽幫學校拎獎。
結果我被大駡，更被視為最不聽話的Head Girl。
10多年了，如今，我不少中學同學都很有成就，有的是某某大公司主管、有的嫁了有錢人錦上添花。數月前，在婚宴重遇昔日的A班同學，她們說起自己的職業、老公、子女，當年班房裏的自信又再呈現，表現自己似乎是名校生的終身任務。
可是，我已不再是A班那個小薯仔，我不想再追隨A班大隊了。
離開名校投身記者工作後，我看到世界之大，不是只有干德道豪宅、生活也不是只有名牌拎獎、做人的價值也不是只懂得看人眉頭眼額。世界之大、胸襟之廣，是即使我們家住干德道，也知道香港有個地方叫深水埗有很多板間房；即使我們追逐名利，也關心世界大事懂得分辨是非黑白，而非趨炎附勢。
倒模生產典型香港人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訓練每個人的獨立思考、批判思想。但名校在這方面做到幾多？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但更深層的價值——真、善、美，名校又教了幾多？
這個每個名校生都應思考的問題。
後記
我不憎恨我的母校，畢竟它教曉我很多實際的。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和我背景類近的中學同學。雖然她們不讀報、不關心時事，但都有一顆溫柔的心。我預科時的中文老師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的死黨。
寫這篇文章，是希望香港人不要盲目貪慕名牌。所謂名校的教育理念，你作為家長是否認同？更重要的，是你希望學校教曉你的子女什麼？
而我最希望，香港出色的窮學生與富學生，都有平等機會入讀優質學校，這卻是我對直資概念的最大質疑。
文 蘆葦
編輯 屈曉彤、劉逸芝
(明報)2010年12月5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直資名校被揭發一大堆混帳，那部古老幻燈片機就在我的腦袋開動不斷重播我的中學校園片段，晃眼已是十多年前的泛黃舊事。
我的母校，是港島區一家有逾百年歷史的女校，人稱「老牌名校」、「貴族學校」。我曾經為自己能夠入讀這樣的名校感到無比自豪，因為我們一班女生，既能說流利英語、又懂得吃西餐禮儀、亦能夠淡定自信於人前表現自己，根本唔將隔籬學校著旗袍紮孖辮的四眼妹放在眼內。
直至我做了記者，我才發現，所謂名校生獨有的自信、傲氣，還有世故、現實，跟那隻只懂呱呱叫的井底之蛙，沒太大分別。
八九六四 那年，我在鰂魚涌一間街坊中文小學讀小五。我是班長，自發貼了大堆剪報，發起同學手纏黑布。翌年六四1周年如是，我還記得我們和班主任一起哭。
1991年，我被派到那所名女校升中一，班主任比我更興奮，我卻戰戰兢兢。
我被編入全級最top的A班，噩夢開始——老師上課全講雞腸我聽唔明、英文堂默生字我無個寫得出、原校小學升上來的個個都已埋堆唔受我玩，和我一樣的外來生全班只有五六人，她們不是半唐番就是英文小學出身，來自中文小學的好像只我一個。
同窗：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
中文堂，成為我的避難所，也是我唯一找回點點信心的課堂。可惜，我的同學都看不起中文，反而為自己中文成績遜於英文而感「自豪」。我很記得，中二那年我的同窗中文測驗全班最高分，她放學時卻苦瓜乾面口道﹕「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我要英文勁呀。」
不單我的同學，後過渡期年代的修女校長，也不將中文放在眼內。中三起我加入中文辯論隊，校方對我們的重視遠不及英文辯論，我的大師姐隊員都是高材生，閒談時笑道﹕「校長唔理我口地仲好，輸咗都無壓力。」據說，修女校長的臉孔在回歸後180度轉變，小師妹通風報訊，Sister近年經常強調要向北望學好普通話，轉直資後又花大筆錢裝修 搞個什麼孔子學堂，希望girls都要學好中國文化。
名校，就是如此現實。它貫輸的價值觀是七個字——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單校長，老師、同學，都很懂得做人——做一個成功的主流香港人，當然離不開一個錢字。
名校價值：識時務者為俊傑
我的同學，家住干德道司徒拔道，每天司機駕著勞斯萊斯定時定候接送。中二那年，富家女邀請我到她的大潭複式洋房，我到今天仍記得那個無敵大海景。那晚，我回到數百方呎的舊樓——我的家，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卑。
同學雖然有錢，但她們不算show off——應該說，她們由開口講英文到言談間展現個人長處，是骨子裏自然流露的自信，外人覺得她們「寸」、「扮口野」，但那其實是她們是獨有的上流社會溝通方式、貴族間的溝通密碼。午飯鐘響，校園是中英夾雜的喧鬧、好動女生在球場打英式netball而非籃球羽毛球、貪靚的討論暑假去歐洲買什麼名牌。沒有人會談六四，也懶理香港回歸將至。
我當年自覺格格不入，這幾天我不停思考，這個年代獲獎學金的窮學生，入到直資學校後，可有當年我的自卑、孤單？
年輕的我用了半年時間，流了很多淚水、開了多晚通宵，就全程投入校園生活，學懂說美國 口音英文、不怕在堂上舉手答問題、在同學面前不再害羞，我學會了如何做個presentable的名校生。我的成績由包尾變成中等，更獲頒全年進步獎。我開始享受校園生活，和我的富家同學一起溫習看戲談天說笑。我享受自己被標籤成「A班精英」，有名人來校探訪，校長只會把他帶到我們A班；朗讀話劇跳舞我們A班都拿冠軍；老師最疼惜的又是我們A班。
勝王敗寇的遊戲規則
名校的遊戲規則是「精英制」，你入了A班、拎到獎，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如盛放牡丹成眾人焦點，其他班別的同學，只是你的綠葉。名校精英制，簡單來說是套用職場遊戲規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職場的上位伎倆，名校生早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就學懂——懂得識時務、懂看人眉頭眼額、懂把握機會表現自己長處。但少女含苞待放的天真純情，去了哪兒？年輕人對社會的熱血，為什麼丁點都不見？
中六那年，我被同學選了當Head Girl（雖然我不是會考狀元）。那年我18歲，成年了，看到所謂名校生、我的同學師妹，很多人雖然表面自信家境富裕，但其實心靈空虛，有的放學流連百貨公司不願回家、有的故意不穿整齊校服引人注意。我將我的發現告訴校長老師，希望他們多花時間關心同學，而非一味叫她們參加比賽幫學校拎獎。
結果我被大駡，更被視為最不聽話的Head Girl。
10多年了，如今，我不少中學同學都很有成就，有的是某某大公司主管、有的嫁了有錢人錦上添花。數月前，在婚宴重遇昔日的A班同學，她們說起自己的職業、老公、子女，當年班房裏的自信又再呈現，表現自己似乎是名校生的終身任務。
可是，我已不再是A班那個小薯仔，我不想再追隨A班大隊了。
離開名校投身記者工作後，我看到世界之大，不是只有干德道豪宅、生活也不是只有名牌拎獎、做人的價值也不是只懂得看人眉頭眼額。世界之大、胸襟之廣，是即使我們家住干德道，也知道香港有個地方叫深水埗有很多板間房；即使我們追逐名利，也關心世界大事懂得分辨是非黑白，而非趨炎附勢。
倒模生產典型香港人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訓練每個人的獨立思考、批判思想。但名校在這方面做到幾多？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但更深層的價值——真、善、美，名校又教了幾多？
這個每個名校生都應思考的問題。
後記
我不憎恨我的母校，畢竟它教曉我很多實際的。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和我背景類近的中學同學。雖然她們不讀報、不關心時事，但都有一顆溫柔的心。我預科時的中文老師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的死黨。
寫這篇文章，是希望香港人不要盲目貪慕名牌。所謂名校的教育理念，你作為家長是否認同？更重要的，是你希望學校教曉你的子女什麼？
而我最希望，香港出色的窮學生與富學生，都有平等機會入讀優質學校，這卻是我對直資概念的最大質疑。
文 蘆葦
編輯 屈曉彤、劉逸芝
2010年12月1日星期三
「讀書無用論」瀰漫內地社會
http://hk.biz.yahoo.com/101127/364/404cg.html
11月 28日 星期日 07:24 更新
《華爾街日報》--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近日表示，從2003年以來，中國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保持在每月1500元左右，但同期內農民工的月工資由700元躍升至1200元。二者的差距呈現縮小的趨勢。蔡昉同時承認，大學畢業生工作幾年後的薪水變動率將遠高於農民工，但仍擔心這種現象造成負激勵的效應──“幹嗎要去讀書？”
相關文章
中國大學學歷只值300塊？
中國通脹攀升 工資會跟著漲嗎？
就業嚴峻緊逼中國“蟻族”
中國農民工就業狀況出現起色
中國為何腐敗難除？
這並不是一個新話題。2006年初，當時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抽樣調查曾顯示，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預期為1100元，而應屆大學本科畢業生對月薪的預期僅為1000元左右，這在當時也被稱為新一輪“腦體倒掛”（即“體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高於腦力勞動者”），“讀書無用論”的思潮也再次泛起。
客觀地說，目前“腦體倒掛”的現象的確部分存在，但這是不是一種普遍現象還有待更權威和全面的調查，至少目前的調查結論還不足為信。而且，“讀書無用論”的再次泛起也不僅僅是因為“腦體倒掛”，“腦權倒掛”的現象更值得警惕，較少受到制約的“權力勞動者”全面介入市場成為最大的獲益者，“萬般皆下品，惟有權力高”是更大的負激勵。從上世紀80年代的“腦體倒掛”，到上世紀90年代的“腦體正掛”，再到目前的“腦權倒掛”，這體現了中國改革不同階段不同群體的命運波折。在現階段關注“腦權倒掛”更具現實意義。
不得不說，大學生低收入群體的確存在，他們聚居在一起，也被稱之為“高知、弱小、聚居”的“蟻族”，他們是繼農民、農民工和下崗工人後的又一個弱勢群體。但是，如果總是把大學生和農民工兩相比較，總是比較弱勢群體“誰比誰傻”，從而得出“腦體倒掛”進而“讀書無用”的結論，是偏離了軌道，無助於認清社會發展的真相和規律。
從常理來看，如果都以平均工資來衡量，且比較的是同一年齡群體的話，即使是所謂“蟻族”的平均工資總體上也應該是高於農民工的，目前不應該存在十分反常的“腦體倒掛”。當然，也有一些數據可供參考，在《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中，作者根據其2009年對北京七個大學生“聚居村”發放的563份調查問卷計算，被訪者（90%左右在20-30歲之間）月平均稅前收入為2154元，其中約有35%的人月平均稅前收入在1500元以下。而2009年，中國人保部給出的數據是農民工月工資在1400元左右。
當然，如果考慮到教育成本的因素，在就業初期，由於供需的錯配，部分大學生的收入確實相對偏低，如上所述，約有35%的“蟻族”收入接近或不如農民工，這似乎有些不劃算，覺得“讀書無用”也順其自然。但是，這種說法要一分為二地看。一方面，這部分大學生只佔少數，而且他們更多的是民辦高校專科畢業的，他們是教育產業化和教育擴招過程中的犧牲品，由於學校教育和自我學習能力的雙缺失，也許他們只能算作有文憑的體力勞動者，我們很難接受他們沒有讀書就覺得“讀書無用”的說法。另一方面，即使他們曾經刻苦讀書，也要認識到，知識轉化為財富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是存在時滯的，要關注教育投資的長期回報率，而不是短期的起薪。當然，教育投資的長期回報與體制轉型和經濟發展的進程密切相關。
正是後一點讓我們接近“讀書無用論”的真正原因和危害，那就是目前中國教育投資的長期回報率並不令人滿意。即使努力讀書、勤奮工作並不一定會讓人過上體面有尊嚴的生活（盡管比農民工們要強），一流的腦力勞動者不如二流的權力勞動者，人們對“教育”這個在市場經濟中消除不平等的有效途徑產生了巨大懷疑。這種“腦權倒掛”不僅導致低收入的大學生群體
11月 28日 星期日 07:24 更新
《華爾街日報》--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近日表示，從2003年以來，中國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保持在每月1500元左右，但同期內農民工的月工資由700元躍升至1200元。二者的差距呈現縮小的趨勢。蔡昉同時承認，大學畢業生工作幾年後的薪水變動率將遠高於農民工，但仍擔心這種現象造成負激勵的效應──“幹嗎要去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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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脹攀升 工資會跟著漲嗎？
就業嚴峻緊逼中國“蟻族”
中國農民工就業狀況出現起色
中國為何腐敗難除？
這並不是一個新話題。2006年初，當時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抽樣調查曾顯示，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預期為1100元，而應屆大學本科畢業生對月薪的預期僅為1000元左右，這在當時也被稱為新一輪“腦體倒掛”（即“體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高於腦力勞動者”），“讀書無用論”的思潮也再次泛起。
客觀地說，目前“腦體倒掛”的現象的確部分存在，但這是不是一種普遍現象還有待更權威和全面的調查，至少目前的調查結論還不足為信。而且，“讀書無用論”的再次泛起也不僅僅是因為“腦體倒掛”，“腦權倒掛”的現象更值得警惕，較少受到制約的“權力勞動者”全面介入市場成為最大的獲益者，“萬般皆下品，惟有權力高”是更大的負激勵。從上世紀80年代的“腦體倒掛”，到上世紀90年代的“腦體正掛”，再到目前的“腦權倒掛”，這體現了中國改革不同階段不同群體的命運波折。在現階段關注“腦權倒掛”更具現實意義。
不得不說，大學生低收入群體的確存在，他們聚居在一起，也被稱之為“高知、弱小、聚居”的“蟻族”，他們是繼農民、農民工和下崗工人後的又一個弱勢群體。但是，如果總是把大學生和農民工兩相比較，總是比較弱勢群體“誰比誰傻”，從而得出“腦體倒掛”進而“讀書無用”的結論，是偏離了軌道，無助於認清社會發展的真相和規律。
從常理來看，如果都以平均工資來衡量，且比較的是同一年齡群體的話，即使是所謂“蟻族”的平均工資總體上也應該是高於農民工的，目前不應該存在十分反常的“腦體倒掛”。當然，也有一些數據可供參考，在《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中，作者根據其2009年對北京七個大學生“聚居村”發放的563份調查問卷計算，被訪者（90%左右在20-30歲之間）月平均稅前收入為2154元，其中約有35%的人月平均稅前收入在1500元以下。而2009年，中國人保部給出的數據是農民工月工資在1400元左右。
當然，如果考慮到教育成本的因素，在就業初期，由於供需的錯配，部分大學生的收入確實相對偏低，如上所述，約有35%的“蟻族”收入接近或不如農民工，這似乎有些不劃算，覺得“讀書無用”也順其自然。但是，這種說法要一分為二地看。一方面，這部分大學生只佔少數，而且他們更多的是民辦高校專科畢業的，他們是教育產業化和教育擴招過程中的犧牲品，由於學校教育和自我學習能力的雙缺失，也許他們只能算作有文憑的體力勞動者，我們很難接受他們沒有讀書就覺得“讀書無用”的說法。另一方面，即使他們曾經刻苦讀書，也要認識到，知識轉化為財富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是存在時滯的，要關注教育投資的長期回報率，而不是短期的起薪。當然，教育投資的長期回報與體制轉型和經濟發展的進程密切相關。
正是後一點讓我們接近“讀書無用論”的真正原因和危害，那就是目前中國教育投資的長期回報率並不令人滿意。即使努力讀書、勤奮工作並不一定會讓人過上體面有尊嚴的生活（盡管比農民工們要強），一流的腦力勞動者不如二流的權力勞動者，人們對“教育”這個在市場經濟中消除不平等的有效途徑產生了巨大懷疑。這種“腦權倒掛”不僅導致低收入的大學生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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